一个“逼良为娼”的科研制度,谁来劝人从良?无风

来源:无风 时间:2018-01-27



题记:一个“逼良为娼”的科研制度,谁来劝人从良?


静坐听雪,雪夜奋笔。

一场雪,普通人看到的是漫天浪漫与期待已久的心愿得偿;执政者看到的却是城市管理的严峻考验。

这就是万事万物皆有的两面性。同一场雪的事实,人们在评判时出发的角度不同,结果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所以,当一名“长江学者”,一名抗霾创新领域的科学家,深陷罪案失去自由,也丧失了科研创新的可能性时,他们所遭遇的不同对待,也多多少少折射出一些耐人寻味的东西。

而差距,就是这样形成鸿沟。


陈哲宇与付林


无风君(ID:nowindnowave2)一直都在关注两位科学家的命运。

这两位身上都有浓厚的山东元素。

一位是1974年2月出生的陈哲宇,原系山东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山东大学医学院神经生物学系主任(把长江学者送进监狱的科研制度,是个怎样的存在?│无风)。

另一位是1968年出生的付林,以前是现在也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雾霾在来的路上,顶尖抗霾科学家还在牢里│无风)。

2015年10月,陈哲宇涉嫌犯有贪污罪被刑事拘留;

2016年3月,付林也因涉嫌犯有贪污罪被刑事拘留。

2018年1月25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就陈哲宇一案作出二审终审判决,陈犯有贪污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

也是在这一天,媒体披露称,清华大学已与目前仍处于羁押状态的付林教授成功签订了《聘用合同延长协议书》。报道称,付林教授与清华大学的聘用合同在2017年1月31日即第一次到期,清华大学于2016年底与被关押在看守所的付林教授签订了第一次延期协议,延期一年。这是第二次签订延期协议。目前聘用期限延长至2019年1月31日。报道还称,目前清华大学对付林仍按在职教师对待,随时等他回来续签合同。

与付林遭羁押的遥遥无期相比,陈哲宇至少看到了重获自由的曙光。

已经遭到羁押长达两年多的陈哲宇,在这次终审判决之后,还有三个月即可刑满释放。按照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的算法,陈哲宇应该在2018年的4月18日出狱。

届时出狱的陈哲宇,目前看来似乎很难重新找回逝去的生活。他入狱前工作的山东大学医学院,目前已经整体升格为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部。

2017年12月19日,山东大学举行齐鲁医学100周年庆祝大会。陈哲宇工作过的山大医学院,可溯源自1917年正式建校的齐鲁大学医科。这场庆典,力压山东大学主校区搬迁风波,进入山东大学官方认可的2017年十大新闻之一。

山大迁都一事竟然没有入选十大新闻,也和陈哲宇案一样,充满了后现代主义的离奇色彩。


陈哲宇


“长江学者”的津贴争议


济南中院的二审判决书显示,陈哲宇之所以贪污罪名成立,是因为引发其案发的一次审计。法院认为:陈哲宇等人”注册成立湖星公司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顺利开展科研项目,在湖星公司成立直至注销的数年间,均未直接侵吞公司注册资本金,在审计部门介入调查后,陈哲宇为了掩盖挪用公款这一轻罪行为才实施了将注册资本金私分、触犯贪污这一重罪行为”。

在陈案中,陈哲宇控制并成立的湖星公司,当初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在科研项目中便于采购原材料,可以利用价格差节省经费(这一点二审法院予以确认)。湖星公司的注册资本金50万元一直趴在账上没动,当科研所用的原材料价格差消失后,湖星公司失去了存在的价值,陈哲宇便将公司注销。在面临审计时,陈哲宇将注册资本金“瓜分”。

在此之前,如果注册资本金系套取的科研经费之说成立,这个行为也仅仅是挪用公款。

可惜的是,“长江学者”可以解决人类生存之谜,却无法解决这样简单的财务问题。

在陈哲宇一案中,人们关心的是:陈身价不菲,案发前还拒绝了一家百万年薪职位的邀约;而且按照陈的说法,山东大学一直没有支付其应该得到的“长江学者”津贴及科研加班费等共计超过100多万元的“合法收入”——在这样的情况下,陈却为了贪污50万元(个人实际所得仅30万元)而葬送了个人大好前程。这样的行为到底是怎样的逻辑?

对此,法院的解释是,关于“长江学者”的津贴争议,陈哲宇一直未向山东大学提出异议;关于加班费,陈也一直未向山东大学提出过存在加班事实和需要领取加班费的申请。

应该说,法院的判决是有道理的,毕竟山东大学在这个有争议的问题上选择了毫不犹豫的立场站队。他们在可以“拉兄弟一把”的机会上,果断地推了一把。

长江学者由教育部设立,奖金由教育部拨付,泰山学者由山东省人民政府设立,奖金由山东省政府拨付;长江学者体现的是提高国家学术水平和竞争力的国家战略,泰山学者体现的则是提高山东省高校和学科水平的追求。单纯从这两个项目来看,资金来源是不一样的,两个独立的人才津贴,似乎应该是分别拨付的。

问题在于,陈哲宇实在是太优秀了,拿下了泰山学者不说,还又入选了长江学者。

2015年12月11日,山大人才工作办公室出具了《关于陈哲宇“长江学者”、“泰山学者”岗位津贴发放情况的说明》,称2011年“泰山学者”规定,当年进入二期管理的专家岗位津贴提高至每年30万元,而陈哲宇在“泰山学者”的聘期内又入选了“长江学者”,按照学校对于高层次人才的支持原则,同时入选两个及以上人才项目的专家,只能就高享受一个项目的支持待遇。也就是说,不管是国家级的奖金还是省级的奖金,在山大就是一个资金池,可以合并发放,而且不重合发放。

在这一点上,显然山大的做法是可商榷的。包括二审法院对此的认定,也认为陈哲宇并没有提出异议,可以视同为默许与接受。陈哲宇在案发后的辩解,已经是于事无补了。

不仅如此,在山东大学的官网上,在该校现在所拥有的31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名单里,也已经剔除了陈哲宇的名字。

似乎陈的“长江学者”身份,已经不再是一份荣耀,而是一个负担了。


山东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名单(来源山大官网)



清华伸给付林的手

付林


再说付林。

付林1987年考入山东工业大学(现已并入山东大学)热能动力专业。多年以后,付林为母校所在的城市制定的《济南市供热规划》、《济南市燃气专项规划》先后获山东省优秀城乡规划设计二等奖、济南市优秀工程勘察设计一等奖等。

付林对济南的更大贡献还在于正在进行的“外热入济”工程,就是把济南周边电厂生产用的余热引进过来,通过专用管道运输到济南本地的热电厂,进而实现不用燃煤就可供暖。

据初步测算,一旦“外热入济”成功实施,每年可实现减少煤炭消费335万吨,减少二氧化硫排放2.2万吨、氮氧化物排放2万吨、烟尘排放约0.8万吨。

 就是这样的一位首席科学家,也因为类似的挪用科研经费与贪污嫌疑而遭到羁押。

 与陈哲宇案类似,付林也是为了便于科研项目需要,而注册成立了自己控制的公司。这种公私交织的结构最终成为危险的火药桶,将科学家从科研的巅峰拽入法律的深渊。

付林案比陈哲宇案更为复杂的是,因为抗霾所隐藏的巨大商机,付林卷入了复杂的商业竞争,而正是竞争对手公司的不懈举报,让付林失去了自由。

陈案与付案都可谓“祸自微而始”,这是世间所有悲剧的起点。正如同吃饭喝酒是人间常情,但一旦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举杯相庆,把酒言欢,结果却可能会葬送一桌人的前程与命运。但错误没有大小之分,只有致命之别。

但清华大学依然选择了相信付林。现在的清华建筑学院,付林主讲的课程还正常开课,代课教师是一名博士后。在其他方面,清华大学依然按照付林为在职教师对待。

按照法律惯例,当一名公职人员遭到刑事拘留及审判时,在判决有罪之前,仍可以视同为正常在职员工,所以清华大学的做法并没有太多高尚之处。

但清华之所以是清华,在于在对待付林一案时,不仅突破羁押限制与其成功续签合同,还于案发后公开表态——

1、清华大学从没有认为在付林涉案项目中有损失,也没有认为付林侵害了清华的利益;

2、付林作为一名有创新能力的科学家,学校非常珍惜;

3、学校已向教育部、科技部等上级部门报送了相关材料。

清华大学这摆明是在说,付林一案学校不仅没有损失,反而还赚到了。

付林所在的学院领导、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建筑技术科学系主任朱颖心教授痛心地说:“付林案引发最坏的影响是,现在老师们有科研成果也不敢转化了,就写写论文吧!”

付林或许真的有错,甚至是已经触犯了法律的红线,但清华大学依然珍惜这名难得一见的人才,依然在努力地争取他,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宽容与包庇了,而是实实在在的对人才的尊重和保护了。


大楼好盖,大师难寻

2015年3月,在完成对科技部、中科院的巡视后,全国人大常委、曾任中央第十巡视组组长的令狐安痛心地指出,普遍存在的科研经费报销问题,大部分属于现行规定及制度不合理造成的“逼良为娼”的现象。

陈哲宇在为自己辩护时也再三强调科研制度的待完善,导致了自己错误的发生。但在二审判决中,法院认为“制度待完善”并不能成为贪污犯罪的理由。从法律上讲,这没错。

问题是,现实中的科研制度固然有待完善,但让科学家成为这个制度的炮灰,“逼良为娼”之后,更迫切的不是扫黄行动,而应是劝人从良。

从这个意义上讲,清华大学在付林案发后的表态与实际行动,都可以视为在对现行的科研制度进行纠偏,他们在尽力去挽救一名可能会有更重大贡献的科学家。

在陈哲宇一案中,山东大学几乎没有在公开舆论场中发声,甚至在陈案争议声四起的时候,山大依然奉行着“鸵鸟政策”,习惯性的沉默。这一点向来都是如此,包括山大迁都章丘(也说山大迁都章丘:没有大学之道,搬哪儿也没用│无风)又起波澜的时候,坊间流传的还只是小道消息。

甚至在案情已经比较清楚的时候,山大本可以从爱惜人才、保护人才的角度出发,反思自己的科研财务报销制度,找回担当与勇气,为个人的错误也找一找的漏洞,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至少,在案件尚未终审之前,山东大学的官方网站上,似乎还应该保留着陈哲宇曾经拥有的学术荣耀。

可惜,都没有。

陈哲宇与付林在科研经费的使用上,可能确实是有问题的,但是否要做刑事追诉才可以起到治病救人的目的,是可以商榷和审慎判断的。为了区区50万元而毁掉一个科学家及其团队的前途,毁掉一个著名大学有前景的学科,这又要多少个50万元才能挽回?

固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科学家这个群体是不是可以有“戴罪立功”的量刑余地?毕竟科学家不是官僚体制培养出来的职业贪官,对他们的一念之差,应该用科学的名义去救赎。

电影《无问西东》是清华大学的一次致青春的芳华回忆,那些人才的命运,以及他们在国家的命运中颠沛流离的感动,着实让人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那战乱中的人性之美、科学之美与知识之美,值得在历史中闪耀光芒。尽管人们看完之后还是感慨,现在的清华大学也已经不是那个“立德立言、无问西东”的西南联大了。

但一所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还是体现在对人才的尊重与使用上。毕竟大楼好盖,而大师难寻。

有时候,我们习惯于哀叹一所好大学终归于弱势,或许和所在的城市与环境的没落有关。

但我们也明白一个道理,外界对你的诸多看法,某种程度上都是自己造成的。

谨以此为结尾,抄送给所有关心陈哲宇与付林案的人们。